中央红军长征,为何只带走了86万主力?留下的人怎么办?
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,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。从今天的眼光看,这是一次了不起的人类壮举,但在那个年代,这无疑是个艰难的决定。
国民党大批部队逐渐逼近,我们的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小。如果继续在本地作战,力量会逐渐耗尽。无奈之下,我们不得不撤离这片群众基础稳固的地区。
中央机关和军委的第一、第二野战纵队,以及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八、第九军团,总计8.6万多人,一起开始行动。他们一开始不清楚要去哪儿,也没有周全的计划,未来充满了巨大的危险。然而,相比之下,那些留在后方的作战部队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。
中央决定长征时,为啥没有让所有人都跟着走呢?
一开始,高层还抱有打回去的想法,留下部队就能内外配合。当时军事指挥权在博古、李德等人手里,他们舍不得轻易丢掉好不容易打下的地盘。
一开始,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行动方向。按照最初的设想,最理想的方案是让主力部队突破外围防线,先摆脱危险处境,然后再寻找机会反击,试图重新打回苏区。
在我党的历史进程中,类似的战斗策略多次出现。按照这一思路,派一些战士留在根据地驻守,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。
然而,实际情况表明,李德和博古对局势的估计太过理想化了。
另一个难题是伤员的处理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持续了一年多,掌握指挥权的李德等人效仿苏联的大规模正规军作战模式,主张用“碉堡对碉堡”的策略来对抗敌人。
这种脱离实际的战术导致红军损失巨大,大量指挥员和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或受伤。当主力部队准备撤离时,苏区根据地内还滞留着超过三万名无法随军转移的伤员。
这些伤兵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参加快速行军,因此无法跟随大部队一起行动。然而,面对敌军逼近的紧急情况,我们也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,那样做无异于让他们自生自灭,这明显违背了我们党的基本宗旨。
所以,那些没有撤离的士兵,除了要跟敌人作战,还得负责照顾这些受伤的战友。
8万多红军踏上征程,最终抵达陕北时,仅剩下7000余人,损失极其惨重。留守苏区的部队处境更为艰难,陈毅将军回忆起那段日子曾说:“那时我们过得跟野兽没什么两样。”
主力部队撤离后,剩下的1.6万留守人员被分成了两块:江西那边有大约1.2万人,福建那边有4000人左右。江西这边的头儿是项英,他当时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、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,还兼任军委分会主席。他属于留苏派,所以坚持正面防御的打法。
项英认为,既然我军主力已经出发,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也会被牵制过去,这样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就会小很多。如果现在能顶住敌人的进攻,等主力部队回来时,我们就能和他们会合,对敌人形成夹击之势。
尽管陈老总他们极力劝阻,但最终拍板的还是项英。结果,留守部队又损失了几千人。等到只剩下24师还算齐整时,项英才反应过来情况不妙,赶紧命令24师撤回到会昌地区。
经过陈老总等人的极力劝说,项英最终点头答应,决定将24师分散行动,分成九支队伍分别突围,以此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损失。
对于那些实在无法移动的重伤员,他们也采取了措施,就是和苏区的乡亲们一家一户商量,希望他们能收留这些战士,有的当女婿,有的认干儿子,这样的安排救下了很多人的命。
在妥善转移伤员后,第24师立即展开行动。但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,仅有300多名战士成功突围,进入山林开展游击战。敌军不甘心让他们逃脱,随后调集了4万兵力展开大规模搜山行动。
项英和陈老总带着这支小队伍四处转移,借助地形和敌人打游击。最紧张的时候,敌人离他们只有不到200米,情况非常危急。幸运的是,他们成功突围,随后在南方各地建立根据地,直到国共重新合作。
福建的驻军处境非常相似,面对敌军的大规模进攻,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坚决贯彻“坚守根据地,等待主力部队返回”的策略,直接与敌人展开正面交锋。
他带着4000多人撤到长汀四都的山里,发现敌人紧追不放,便命令队伍应战。但对方人多势众,我们这边伤亡惨重,死了1000多人。万永诚带着几百人拼了命冲出包围,可还有2000多人被困在了四都。
当队伍慢慢收拢了那些成功突围的士兵后,人数又恢复到了上千人。万永诚看到这个情况,心里又有了自信,打算再次和国民党军队较量一番。然而,这场战斗让部队再次付出了五百多人的伤亡代价。
这回可算吃了大亏,万永诚领着剩下的队伍躲进了深山老林,但敌人依然紧追不舍。到了1935年4月10日那天,万永诚在福建武平大禾乡的梅子坝激战中不幸阵亡。余下的百来号人没有放弃,依然顽强地与敌人周旋。
留守的部队和伤员总共超过4万人,最终坚持下来并始终留在队伍中的仅有300多人,这样的损失让人心痛。长征的主力部队最终到达陕北的还有将近十分之一,而留守部队的幸存者却连百分之一都不到,那么多杰出的战友就这样献出了生命,真是令人叹息。
这三百多人都像革命的火种,在三年游击战中,他们的信念在南方的八个省份生根发芽,创建了十几个游击根据地。等到后来整编为新四军时,人数已经突破了一万!这样的扩张速度简直不可思议,充分展现了这些留守部队坚定的革命决心!
不少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感叹:“南方的游击战是咱们军队经历的最严酷考验之一。”尽管他们没参加过长征,但那段日子吃的苦、受的罪,丝毫不比长征轻松!
“到了阴间也要召集旧部,带着十万大军直捣阎罗殿”、“活着的同志们要加倍努力,用胜利的消息当作祭奠我的纸钱”、“今天为正义献身,未来人间将开满自由之花”。《梅岭三章》这几句诗气势磅礴,但也透露出陈老总当时已抱定必死的决心。
真不容易,那些英雄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依然顽强拼搏的精神,实在让人由衷地敬佩,他们的坚韧不拔值得我们永远铭记!
